在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史语所在民族危亡之际肩负起了培养和保存中国考古人才的重任。然而，战争的浩劫也给这支新兴的考古队伍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人才培养与兴起
20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启了中国考古专业人员的培养之路。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具备科学发掘水平的专业人员约有20人，主要集中在史语所考古组。
史语所考古组的成员资历和出身各不相同。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是第一代开创者；刘屿霞、赵青芳等是第二代学生；吴金鼎、夏鼐等留洋归国后在考古界崭露头角。
教育背景与派系
史语所考古学家分为留洋派和本土派。李济、梁思永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吴金鼎、夏鼐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将现代考古学知识引入中国。董作宾、郭宝钧等本土派学者虽受新思想影响，但更多是通过实践学习和发展。
留洋派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先驱，本土派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两类人物相辅相成。
地缘与派系
史语所考古组成员主要来自傅斯年、李济和董作宾的三个派系。傅斯年主导清华和北大学生的招收，李济的南开大学学生，董作宾的河南籍学者。
派系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秩序和依附关系，内部管理实行家长制和学徒制。
社会阶层与出身
史语所考古学家大多出身寒微，由社会底层上升而来。他们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金石学家在身份地位上存在差异，这反映了清民之际知识阶层结构的转变。
战争的浩劫
1938年1月，史语所考古组在长沙迎来了最惨痛的一幕。在全国性大规模考古活动刚刚起步之际，侵华日军迫近长沙，考古工作被迫中断，队伍面临解体。
离别之痛
在长沙的“清溪阁”，考古组的成员们悲壮告别。十位“十兄弟”中，六人离开史语所，投身抗战或寻找其他出路。
离别的酒杯中，既有愤慨和爱国情，也有无奈和对未来的担忧。这次离别，让许多人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战后重振与流转
战争期间，史语所考古队伍损失惨重。李济在《中国考古学报》的《前言》中悲愤地控诉了战争给考古学带来的损失。
战后，史语所考古组逐渐恢复工作。部分留在大陆的成员继续进行考古研究，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战争的创伤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考古学。这支新生的队伍，在抗战的烽火中经受了考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对考古事业的奉献，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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