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胡守为先生,是在1982年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审稿、发稿与随后的读样环节中。我初次领略了《大辞典》的出版流程。那时的主编共有两位,胡守为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另一位是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的正教授杨廷福。
1983年在上海召开的《魏晋卷》的编委会定稿会议,标志着《魏晋卷》的机器“正常启动运转”。胡、杨二位均是有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出任主编的排名前后略有芥蒂,但总体上是互相补台,顾全大局的。所以在上海会议后的次年,又有黄山会议之旅的安排。
黄山会议期間,杨廷福成了众人簇拥的明星。他博闻强记,数十年前的学界往事,如同亲历。可惜的是,黄山归来不久,杨廷福在例行的体检中,被查出患了肺癌,1984年5月,在青岛召开的《魏晋卷》的第三次定稿会议上,杨廷福逝世的消息已经传开,胡守为首先致词表示诚挚的哀悼。
胡守为的名在前,杨廷福次之,于是有了增添一员主编的动议。但增补主编并非小事,胡守为当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及外事交流等工作,还要拨冗指导研究生,实在是忙碌。无奈其他工作还在挂号等候“就诊”,只能暂且叫停。
1985年,《魏晋卷》在广州郊外西樵山宾馆定稿,一个月后,胡守为邀请我前往审稿。当时他正忙着指导研究生,还拨冗指导我们。我明白,他担心杨廷福逝世后,他来不及审稿,迟迟未向出版社交稿,因有此言。只是增补主编并非小事,从程序上言,出版社也不能越俎代庖,我只能三缄其口。
1986年,胡守为自日本讲学归,途经上海返穗,我与谈宗英去旅馆探望。他说即将暑假,学生休学,愿乘此闲,邀请我到中山大学定稿一月,“以助一臂之力”。我因而在当年7月又一次去了广州。
胡守为安排我住二楼空闲的房间,独进独出,楼下是学生食堂。他对我的伙食开销很体恤,当我最后离开时还补贴了一百多元钱。他虽然自己写得一手好字,连儿子也能上阵。他也收藏真迹,但不重名气。他说,我收有一些学者的字。我曾央托苏渊雷先生写了信向六榕寺的云峰方丈作了绍介,夸口为老林求一幅苏先生的字。但返沪后忙于琐事,忘了然诺。
一天晚上胡守为也请我到他家晚饭,席间,我们谈起某教授发起抵制中大纪念陈寅恪会议的事。胡守为说,从青岛到西樵山,如果说他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则不假,说他构陷入罪,落井下石是完全不可能的。
胡守为从小对报章时论和文史书籍感兴趣,颇有舞文弄墨的志趣。他曾随父兄常常往来于港澳穗之间,颠沛流离。他青少年时代就关注报章时论,喜读见解深刻,文辞犀利的时评文章,也常翻阅文史书籍,颇有舞文弄墨,成为职业报人乃至文史专业人员的志趣。他曾曾在澳门的岭南学校一直读到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广州。不久,他考上岭南大学化学系,然而他一向对文科感兴趣,遂转入历史系。
1987年,胡守为来到上海,那时上海已开始再现腾飞之势,他在接他的车上已露出对上海的向往。他私下打听上海哪家西菜馆最正宗,还问我上海哪家店西装做得最好。他受邀去济南、香港等地讲授陈寅恪学术,上海古籍出版社颇思在编辑《陈寅恪文集》的基础上,专门出版陈氏的史学著作选集,因此邀胡守为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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