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市井小说中，民间法律观念以其独特的方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形成了一幅关于“王法、天理、人情”交织的生动画卷。
王法：帝王意志的体现
市井小说中，法律往往被等同于“王法”，“圣人作法”“王者制法”等观念深入人心。在民众的眼中，法律不过是统治者（君王）的旨意、命令。这些王法，要么由皇帝本人“金口玉言”降立，要么由皇帝的大臣们拟定，或者干脆由皇帝继承自先朝先代圣君明主。无论如何产生，民众们都知道，那是“主人”立规矩，用以管束“子弟奴仆”的，其制定过程是不必征求被管束者的意见的。一般认为，违法犯罪，不过是悖逆了统治者的旨意，很少强调是违背了正义和公道。因而，小说中基本看不到犯罪人自省罪恶的描述或关于罪恶感的描述。
在小说中，“王法无情”的警语随处可见。在百姓面临诉讼时也常互警：“王法无情，还是实说为好！”这些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潜在观念：王法即王家之法，百姓必须服从。古时民众心目中并没有一种代表全民公意（至少多数人意见）的法律概念。
市井小说中经常会描写仗势欺人的官吏，他们公然践踏王法，为非作歹。然而，即使面对这些不公正的行为，民众也往往不敢反抗，只能逆来顺受。在“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场景：贪官污吏横行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这种消极的忍耐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王法”的畏惧心理。
天理：民间正义的呼声
与“王法”相对应，市井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观念——“天理”。在民众的眼中，天理是高于王法的，是衡量是非曲直的终极标准。所谓“天理昭昭”“触犯天条”“天理难容”，这些用语在明清市井小说中极为常见。
“天理”的观念源于儒家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违背天理就会受到惩罚。在小说中，天理往往通过神灵的启示或帮助来体现，比如在《包公案》《施公案》等公案小说中，包拯和施仕伦常常借助神明的托梦、亡灵的托梦或动物的行为破案。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天理正义的渴望。
在市井小说中，天理常常与“人情”相结合，形成一种灵活的法律观念体系。比如，在一些案件中，如果王法与人情相冲突，小说家往往会让主人公违背王法而顺应天理。这种对天理的宣扬，反映了民众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人情：民间伦理的底线
“人情”是市井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法律观念。在民众的眼中，“人情”就是人之常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法律不应该违背人情，而应该顺应人情。当僵硬的法条与道德舆论发生冲突时，就应委屈法律以顾全人情、情理、民心民俗，这就叫“人情大于王法”。
在小说中，“人情”往往通过主人公的侠义行为来体现。比如，在《施公案》中，施公经常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体现了“侠肝义胆”的精神。这种对侠义行为的宣扬，反映了民众对“人情”的重视。
当然，在市井小说中，“人情”也不是绝对的。当人情与天理相冲突时，小说家也会让主人公舍弃人情而顺应天理。比如，在一些案件中，主人公为了伸张正义，即使要违背人情，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对天理的坚持，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
在市井小说中，“王法”“天理”和“人情”这三个法律观念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既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畏惧心理，也反映了他们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虽然这些法律观念不一定符合现代法律思想，但它们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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