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为民族历史的舞台，其特殊性在于它远离欧洲其他地区，既不处于十字路口，也不属于罗马帝国版图。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言，爱尔兰的边缘性是公认的，他们倾向于赞同并不断重复这样一个事实：爱尔兰从未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对于像休谟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耻辱，因为欧洲所有地区都从罗马获得了其礼仪规范。然而，对于民族主义者和 19 世纪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事实——爱尔兰仍然保持着其原始和本土的真实性：“爱尔兰让大陆民众垂涎已久……然而只有罗马人才差点去征服爱尔兰。”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他在其《词源汇总》中推测了当时尚未明确的欧洲语言（尤其是凯尔特语）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爱尔兰的边缘性让该国及其语言变得有趣，因为它未曾受到稍后移民浪潮的影响，而后者曾搅乱了欧洲的种族-语言版图。爱尔兰的语言或许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因此变得更古老、更原始，特别是与威尔士语相比。爱尔兰的民族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很难如同日耳曼类型那样，从原始种族真实性的角度来分析爱尔兰历史。尽管他们清晰地沿循如下叙述路线：即证明该国的盖尔人才是原初居住者，且受到英格兰王室及英裔爱尔兰人殖民阶层的非法镇压和剥夺——但当地传统本身却远远没有把盖尔凯尔特人视作本国土生土长的居民。爱尔兰圣科尔曼大教堂当地伪历史神话学业已把爱尔兰视作一个不断被前后相继的移民浪潮所占领的国家。中世纪错综复杂的“起点”神话与吟游诗人的故事甚至还带有如“占领爱尔兰之书”（the book of the takings of Ireland）这样的题目。根据该观点，盖尔人只是一系列征服者中的最后一群人，在此之前还有费尔伯格人（Fir Bolg）、达努神族（Tuatha Dé Danann）及其他种族。这种观点被17和18世纪印刷出版的近代历史书写作品所继承，特别是通过杰弗里·基廷（Geoffrey Keating，约1569-约1644）的著作（拉丁文，17世纪20年代）。在这种观点下，爱尔兰是一块在那儿“等待被占领”的土地。正如一位中世纪吟游诗人表达的那样，它是“刀剑之地”，不是用法律或封建头衔来占有，而是用统治者的军事力量、文化馈赠与个人魅力来加以控制的。英格兰或亲英的历史学家拒绝接受本土传统，将之视作愚昧土著人的迷信神话，而且把12世纪晚期英格兰王室军事入侵前的所有爱尔兰历史之地位降低为传说中的史前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论点毋宁说是一种教会历史的论点：即关注这个国家在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化是否是在教皇权威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关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的主教地位是否低于罗马主教的问题，正是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分属天主教会、高教会圣公会、长老会的作家们各自阐述的焦点。于是，19世纪爱尔兰的民族历史书写面临着一种尴尬的三重困境。首先，它不能再天真地重复中世纪传说般的伪史学，而必须向17和18世纪期间在历史书写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妥协，如由马比昂（Mabillon，1632-1707）和穆拉托里（Muratori，1672-1750）带来的史料考证与史料编辑，由伯内特（Burnet，1643-1715）、克拉伦登（Clarendon，1609-1674）和休谟带来的“哲学化”历史写作之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虽同情盖尔人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却被现代历史书写视作空想与幻想而遭到摒弃。尽管如此，即使在该传统的观点下，爱尔兰盖尔人也仅仅是前后相继的各族群链条中的一环。它的前面有费尔伯格人和达努神族，而它自己则被丹麦人和英格兰人所取代。那么，如何解开这一棘手难题呢？答案伴随着印欧语范式的发明而来。在1780年至1825年间，比较语言学确定，爱尔兰的盖尔语构成了凯尔特语族的一部分。此前的爱尔兰古文物研究者和历史学家都把盖尔人——当时广泛被称为“米利都人”（Milesian），即米勒人（Míl）的后代——视作有源头可循的民族。他们可被追溯到腓尼基人（Phoenician）、迦太基人（Carthaginian）和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这些族群通过西班牙的陆路与大西洋沿岸的航线，从地中海到达爱尔兰。东方主义视角遭到抛弃，随之而来的激烈历史争论和考古争论占据了19世纪20-30年代的主流。其焦点是一种印欧模式，即把盖尔凯尔特人视作大陆高卢人与不列颠人（Briton）的同族人，而高卢人与不列颠人早在铁器时代之初便从欧洲内地到达爱尔兰。由此，盖尔人“征服”（Landnahme）爱尔兰之举，便成为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得以确立的全欧洲范式的组成部分，并巩固了爱尔兰盖尔人的主张。后者认为，他们曾是该国最古老的历史族群之后代，是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并且这是得到证实的。此举把盖尔人之前的费尔伯格人和达努神族等压缩到未知的、已消失的、“史前”巨石建造者和神话人物的阴影之中，同时把夺取权力的丹麦人和英格兰人转变为入侵的掠夺者、占领者和殖民者。因此，P. W. 乔伊斯（P. W. Joyce，1827-1914）在其《古代爱尔兰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Ireland）中便这样写道：古代爱尔兰的制度、艺术和风俗，除却少数例外，都是在几乎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罗马人从未踏足爱尔兰；虽然他们的影响在某些细微层面上能被人感受到，这些影响或是通过直接交流，或是间接通过不列颠人产生。第一批以侵略者身份出现的外国人是丹麦人，……然后是盎格鲁-诺曼人……。但是，丹麦人和盎格鲁诺曼人入侵的一个重要影响必须在此指出：他们阻止了当地学问与艺术的进步……爱尔兰展现出一个被阻止发展之文明的奇景。我们或许可以放心地把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的《爱尔兰史》（History of Ireland，4卷本，1835-1845年）称作该国19世纪第一部主要的、充满雄心壮志的民族史。该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作者作为拜伦（Byron，1788-1824）的朋友及后者的传记作家、文集编辑而闻名于世。此外，他还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伟大诗作《拉拉鲁克》（Lalla Rookh）及其爱国主义的《爱尔兰旋律》（Irish Melodies）。当穆尔接受撰写一部“爱尔兰史”的任务时，历史书写正好从其激烈争议（包括世俗与教会的）、好古主义与“纯文学”（belles lettres）的史料传统中产生。随着1798年起义与1800年至1801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的余波和相互指责逐渐退入过去，世俗性争议正在减少。1829年《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Act）让爱尔兰占多数的天主教人口获得公民权利后，宗教争议逐渐减少。穆尔参加了上述两场争论，并由此写下了他的《洛克上尉回忆录》（Memoirs of Captain Rock，1824年）和《一位爱尔兰绅士寻找信仰的旅行》（Travels of the Irish Gentleman to Search of Religion，1833年）。好古主义正在慢慢褪去它那矫揉造作的业余作风与毫无顾忌的东方主义式猜测，并开始依仗来自本土史料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认识。这些本土史料已开始由查尔斯·奥康纳（Charles O’Conor，1764-1828）与爱德华·奥赖利（Edward O’Re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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